由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SOE）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PF Canada）共同主办的2019复旦论坛：挑战、合作和延续于8月15日下午在温哥华西蒙菲莎大学校区的对话交流中心举行（SFU Morris J. Wosk Centre for Dialogue）。
论坛由复旦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副会长赵群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加拿大（温哥华）联络处主任袁永平，西蒙菲莎大学对外关系副校长乔安娜·库里（Dr. Joanne Curry），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分别致开幕欢迎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以及加拿大联邦独立参议员小组召集人胡元豹参议员发表精彩的主旨演讲，这部分由西蒙菲莎大学Beedie商学院研究和国际事务副院长卡罗琳·埃格里（Dr. Carolyn Egri）主持。
之后，中外学者、企业家进行了圆桌讨论以及嘉宾问答。在目前中美贸易战特殊时期，参会报名非常踊跃，全场座无虚席，而且增加了临时座位，近两百位嘉宾参会，演讲精彩、讨论激烈、问答踊跃。
为了准确报道会议内容，《高度》周刊将推出两期专题，其中本期专题为聚焦论坛致辞和主旨演讲；下一期会对圆桌讨论和问答进行报道。文字报道由董存发主笔、杨柳参加，根据录音及部分讲稿整理，其中张军院长部分经本人审定，胡元豹、佟晓玲部分按照录音整理编译并由张康清审校，照片由陈力提供。
赵群：大家好！很高兴作为今天论坛的主持人，欢迎大家参加主题为“挑战、合作和延续”的研讨。去年夏天我们举办了第一届复旦论坛，当时130多位宾客和校友参加，去年的主题是探讨如何促进中加两国经贸合作。
但不幸的是，在那之后发生了一些我们无法预测的变化，加中关系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这就使今天论坛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将聚焦加中学者和企业家面对面地对话交流，更好地增进理解，迎接挑战，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困难。
论坛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欢迎辞和主旨演讲。主办和支持机构发言人依次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加拿大（温哥华）联络处主任袁永平、西蒙菲莎大学对外关系副校长乔安娜·库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分别致欢迎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就“中美贸易战之后重塑中国增长战略”，以及加拿大联邦独立参议员小组召集人胡元豹参议员就“全球变化背景下加中关系的再思考”做主旨演讲，这一部分由西蒙菲莎大学Beedie商学院研究和国际事务副院长卡罗琳·埃格里主持。
第二部分是圆桌讨论， 卑诗大学尚德商学院高管教育副院长布鲁斯·威斯纳担任主持，加拿大和中国著名科技企业代表和政策专家参加，他们是：URTHECAST CORP业务发展创始人兼执行副总裁韦德·拉森，华为（加拿大）企业事务副总裁Alykhan Velshi，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杰夫·里弗斯博士，以及加拿大氢能和燃料电池协会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oop Energy董事会主席安德鲁斯·特鲁肯布罗德博士共同参加讨论。最后，亚太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杰夫·里弗斯博士代表论坛做总结谢幕致辞。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探讨，找到合适的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面临的挑战，促进两国经贸发展。在正式演讲之前，我们先感谢论坛主办和支持单位：主办单位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承办机构是复旦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加拿大（温哥华）联络处；感谢西蒙菲莎大学以及对外贸大学加拿大校友会鼎力支持。特别感谢论坛赞助机构：钻石赞助中国农业银行，金赞助安众资本和逻盛律师事务所，银赞助大成律师事务所，欧华律师事务所以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感谢所有鼎力支持的机构以及在座各位嘉宾。
袁永平：大家好！2019“复旦论坛”今天开幕了，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2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4周年，而且处在中美贸易战最危难时机。所以，今天论坛意义深远。复旦大学有四个校区，13,000多名本科生和20,000多名研究生，还有6,8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留学生，复旦校友遍布世界各地，温哥华就有500多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加拿大（温哥华）联络处于2016年7月挂牌设立。去年，我们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荣幸地邀请到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和胡元豹参议员，成功地主办了第一届论坛。今天，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挑战？如何增进协作？如何延续中加经贸关系？试图通过论坛增进双方了解，共同面对两国建交以来所面临的最困难时期，希望为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而尽绵薄之力。
复旦大学温哥华校友会与复旦大学校友会以及复旦经济学院、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密切，共同举办过不少成功的活动。我们这次与亚太基金会和SFU、UBC大学联袂推出“复旦论坛”，目的是为我们的祖籍国和加拿大搭建桥梁，增进沟通对话、理解支持与合作发展。
今天，我们在这样国际水准的会场，与本地高校和两国各界精英汇聚，选择热点话题，举办论坛，致力于打造成一个对话合作平台和情感交流纽带，增加两国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今后，我们真诚欢迎在温的更多机构和企业携手合作，实现多赢！
乔安娜·库里：我首先要先声明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加拿大原住民所在领地上，进行我们的加中论坛研讨。我代表西蒙菲莎大学和我们的校长，非常高兴欢迎复旦大学来到我们学校的对话中心会场，举办2019复旦论坛。非常高兴欢迎来自中国领事馆的代表，还有加中商界企业界的代表！
西蒙菲莎大学有30,000多学生，分布在本拿比、素里和温哥华三个校区读书，今年是温哥华校区建校30周年。最近，我们的亚太中心就是用加拿大前任总理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的研发机构在本地、全加拿大以及全世界都有影响。我们很高兴欢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来到我们学校，2015年我们与复旦开始合作MBA项目，双方的MBA学生进行交换。
现在我们商学院MBA的学生也在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使学生们有更好的国际视野。我们也非常高兴与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有长久合作，基金会前任总裁、现在是加拿大联邦参议员的胡元豹先生今天也来到会场演讲。我们非常感激亚太基金会在亚太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和研究，西蒙菲莎大学要参与国际活动，能够与所有合作伙伴建立关系。
作为大学，我们希望与中国大学建立密切关系。我们1985年与吉林大学首次合作；之后，我们与很多中国大学，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建立紧密联系。1992年到2019年，我们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促进合作与发展，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我们还与很多商业机构合作，一起来做加速器和孵化器工作。我们的亚太国际教育协会，简称为APAIE，致力于国际教育领域合作，将有多达3,000人参加的代表团，来参与这项工作。
这就是我们大学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如何积极的参与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地举办今天的论坛。我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证明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说明我们西蒙菲莎大学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所以，我再次热烈欢迎在座的各位嘉宾来到西蒙菲莎大学，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佟晓玲：尽管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中国经济仍保持定力，上半年同比增长6.3%, 体现了中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用更宽的视野来理解，我们一方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
本月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短期破7，国际市场反响强烈。其实这并不可怕，“7”更像水库水位，丰水期时高一些，枯水期时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现象。有了弹性的汇率将给国内宏观政策较大自由度，为国内货币政策打开空间。美国擅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这既不符合美国自身对“汇率操纵国” 的认定标准，更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风险。
上世纪70年代，中加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冲破重重阻力，开启了两国外交关系大门。我们希望孟晚舟案能尽早得到解决，为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扫除障碍。
中加友谊根深叶茂，未来值得期待。在当前中加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复旦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举办第二届复旦论坛：挑战、合作和延续，积极找出路、想办法，付出辛勤努力，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感谢！希望所有加拿大社会致力于中加友好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复旦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等民间组织，更多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加关系走出困境积极努力。
卡罗琳·埃格里：我是西蒙菲莎大学Beedie商学院研究和国际事务副院长，很高兴论坛主旨演讲部分由我来支持，也特别荣幸介绍今天的两位主旨演讲嘉宾，张军教授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中国经济智库负责人，是国际上非常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担任中国一些大学客座教授，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等从事讲学研究工作，担任多家国际经济学期刊以及中国《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经济学杂志编委或学术委员。
张军：感谢主持人和各位嘉宾！我今天发言题目为“中美贸易战之后重塑中国增长战略”，重点阐述当前中美双方最为关注的利率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和未来更长时间里，中美之间关系将对我们经济格局以及对我们政策制定，都会产生重大制约和影响。由于中国汇率政策是紧盯美元，在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是以出口带动发展模式，直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长期钉住美元，保持8.32，这样的汇率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但中美贸易摩擦也随之加剧。
迫于美国压力，中国于2005年不得不让人民币升值约40%，而人民币走强，导致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但流到生产率较低的领域，推动房贷上涨，降低了资本进入高生产率发展领域，对私营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人民币汇率被限定在一个僵硬难于调整的框架之内，缺乏自主相应调节空间和余地，对中国金融和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造成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2015年，我们不得不尝试脱离钉住单一美元，以一揽子国际货币为准，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开始走向市场化，迈出利率改革重要一步。
利率也是经济生活重要参数，保持利率调整弹性，增进有效自主权，建立利率市场化、自由化体制。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了3个百分点，融资成本高、利率高是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恰好给中国利率市场化和外汇改革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打开了人民币进一步与美元脱钩的通道。
在市场作用下，前不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突破“7”，产生重大影响。降低利息、降低融资成本，引导资本进入生产率高的领域，创造出良好的融资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发展，推进结构改革。
所以，我们要借助中美贸易战打开的时间窗口，鼓励中央银行，重新调整我们利率和汇率参数，加速放松汇率约束、不封顶，增进利率和汇率弹性、灵活性和独立性，打破生产率发展束缚，合理调配资源，以积极的货币政策，灵活的利率和汇率，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剧烈震荡。中国应抓住贸易战带来的机遇，降低私营企业融资成本，发挥其在中国经济中重要作用。这样，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自由化，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然可以有很高的增长和发展潜力。
卡罗琳·埃格里：我很荣幸地介绍胡元豹参议员，他拥有在非盈利组织中超过三十年的经济、政治、政府战略研究经验，被公认为在国际经济和加拿大与亚太关系研究方面有领导地位，曾经担任加拿大亚太基金研究会总裁和温哥华总部促进局总裁，2016年11月被任命为加拿大联邦独立参议员，2017年9月，被推举为独立参议员小组召集人。
胡元豹：我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变化背景下加中关系再思考”，加拿大在目前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受到影响，我们希望中国成功，而不是崩溃。我将探讨如何推动加中友好关系，以及加拿大在世界格局变化下如何摆正自己位置。
首先，我想用一个有趣的英语故事和中国俗语形容当前局势，当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它们脚下的蚂蚁一定会被踩到。中美贸易战不仅仅影响了美国和中国，也影响全世界，当然包括加拿大。中国也有句俗语是坐山观虎斗，面对中美冲突，一种态度是最好旁观不介入，但现实已做不到了。大国相争，利弊共存，一方面全球股票市场下行，另一方面，加拿大可以吸引被美国拒绝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牵涉到加拿大重大利益关头，我们难以独善其身，而不得不分清立场。
特朗普政府力图削弱WTO, 这方面我们要支持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世界贸易既定规则和次序；但在人权和法制等方面，我们要与西方各国包括美国保持一致。当中美冲突发生时，加拿大不应天真地期待中国或美国考虑到加拿大利益和感受。我担忧的是，加拿大政府在考虑加美、加中政策时，仍然基于过时的假设和虚假的两分法，而不是在现实和利益基础上，严格考量风险和利益。
我们无法预测中美这个数十年冲突结果如何，但可以肯定，这决不是冷战的重复。中国目前的购买力超过美国，中国也成为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国。我们不希望中国政治经济崩溃。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外交政策，坚持可持续方法来审慎对华。
为此我建议：第一，在广泛领域求同存异，团结美国和中国做我们的朋友，共同面对全球挑战；第二，从外部改变中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加拿大必须放弃这种不现实的想法。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改变来自内部，并非来自外部；第三，我们明确希望中国成功。习近平主席计划在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全面发展的国家，我们同意和支持中国这一政策；第四，我们必须承认两国在人权自由法律等方面的不同。我们不接受说我们加拿大是反华、美国木偶的说法，我们也必须极其谨慎和警惕“中国威胁论”的全面泛滥和盛行。
我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面对接下来三、四十年的中美贸易对立，加拿大对华政策到了一个必须相应改变的阶段。在这个特殊时期，希望类似于复旦校友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为两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搭建桥梁，协助我们探索共同的美好未来。
主持人Dr. Carolyn Egri：感谢两位主讲嘉宾的精彩演讲。欢迎各位嘉宾对致欢迎辞和主旨演讲的嘉宾进行提问。
问：今年是加拿大联邦大选年，请问胡元豹参议员，新的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
“希望中国不会成为这次大选的一个热门话题”
胡元豹：我希望中国不会成为这次大选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我们媒体关注的重点，基本上就只有加中两国，比谁更强硬？看谁能更有效地报复？如果中国成为一个选举时的热门话题，各方在竞选时讲的一些内容，恐怕当选后会很难跟进。
但是，如果有机会进行客观讨论有关中国加拿大更广泛的外交政策，使我们的政治家更成熟地谈论战略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摆姿态”，就这一点，我不是很乐观。我鼓励所有的政治家们能够给出今后十年的计划。农业出口、两个Michael在中国被监禁等问题，其实都是由于加中和中美纷争所致。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很快解决，并且有好的结果。
“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中国成功”
问：胡参议员讲到，要很清楚地给中国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中国成功，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同意？根据亚太基金会前不久对加中问题的调查，公众的反馈意见，对你所说的政策不是很热情，也不是很乐观，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胡：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要反问，如果中国垮了，对世界有什么好处，对加拿大有什么好处？至少，我们不能认同中国会垮台。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要基于这样的立场，就是希望中国成功。中国领导人提出，到2049年中国要建成全面发展的国家。我们期望中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步步走向浮动汇率，让汇率变得有弹性”
问：中美贸易战以来，在中国的很多外资企业已经撤离或正在撤离，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打击。我的家乡在江浙一带，近几年，街上游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原来都是从农村来打工的。如果贸易战继续，外资撤离越来越多，失业就会越来越多。
这一部分人，不会愿意再回到原居地种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从2017年开始，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管之前政府在调控汇率，或者现在迫于贸易战放弃了这种调控，都表明政府实际在控制汇率。对于很多以后希望将人民币作为储蓄货币的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担忧，请张教授对此进行分析。
张军：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破7之后，美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很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IMF认为不成立。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一步步走向浮动汇率，让汇率变得有弹性。90年代后，我们跟美国长期保持相互依赖关系，所以汇率基本受美国的影响。美国让你升，你就要升。2005年，贸易摩擦就有了。
到了2015年，如果我们再不和美元进行一次性的脱钩，国民经济还要糟糕。所以当年中国政府冒险做了一次市场调动，那是一次性的贬值，但是依然没有破7。
1994到2005年的十年间，我们保持一个汇率8.32。那时代价比较小，因为经济规模还比较小，总体上是经济依赖出口，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做法。尽管当时国内批评的声音也很多，但在总体上可行。我们当时发行多少货币，完全是由外资说了算，由我们的外汇收支多少，也就是外汇占款来决定。
那时不需要货币政策，只要进来一个美元，就出去八块三毛钱人民币。所以通胀比较低，生产率增长比较快，因为那是出口导向时期。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变，外贸虽然很重要，但是相对中国整个经济，占比已经很小了。我们的现金流量基本上达到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去扭曲外汇。所以我们要抓住时机，让汇率和利率变得更有弹性，这更符合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
“中国产业链的不断升级，有很多低附加值的行业就会离开”
事实上外资离开中国的现象，并不是从贸易战开始，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原因很简单，产业链的供给方，是由附加值（Value added）来决定的。中国参与到供应链中，贡献的附加值越来越大。过去，我们只是做简单组装加工行业，当时中国的劳动力低廉，资金供应链还可以生存，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升级，有很多低附加值的行业就会离开，其实这不是很负面的现象。
另外一个现象，现在，在中国沿海地区，包括上海，要招一个简单的劳动力非常困难。这些劳动力哪里去了？他们绝大多数可能回到了所在省的经济中心城市里。如果想了解现在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要去上海，要去武汉。我们有大量产业转移到了中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产业转换很好的现象。
至于说中美贸易战之后，有计划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不来了，我相信这个也会有的。但是，目前尚无数据表明，在贸易战之后，外资出现大量撤退导致失业增加。根据我们现在对70个城市的失业率调查，总体上没有太大改变，维持在5.3%左右，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大概在1100万到1300万左右，总体上确保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
“翻开英文报纸，几乎看不到任何以客观理性公正的态度来描写中国的报道”
佟晓玲：中加关系面临困境，责任不在中方。我来加拿大两个年头了，每天翻开英文报纸，几乎看不到任何以客观、理性、公正的态度来描写中国的报道。99%的报道，都是“两个凡是”，凡是中国说的做的都是错的；凡是西方国家说的做的都是对的，我个人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似乎全世界只有一套标准，那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标准。
我认为这是话语霸权、话语霸凌和话语歧视。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重申，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碍任何人的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就是“和合文化”、“天下大同”，我们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自己的制度；我们从来没有要去改变加拿大，去改变美利坚，去改变任何一个国家。
我同意胡元豹参议员先前讲的，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去改变中国。我们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把任何一寸中国领土分离出去；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国家、任何力量阻挡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阻挡中国人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为外交官，我对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抱有信心”
回到前面的一个的问题，有人感到加国公民被捕很委屈，对吗？那么我就想请教，中国政府依法办案，怎么就是罔顾法治了呢？加方或其他国家抓捕了中国公民，这就是尊重法治吗？我认为这就是双重标准。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们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看到、感受到的，所谓“中国的法律不是法律，因为你们是共产党，怎么可能会有法治呢？而我们的法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的法。”这完全就是歧视。作为外交官，我对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抱有信心。
70年代，我们两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超越了政治制度的不同，缔造了友好外交关系。今天虽然面对困难，但我仍然相信，凭着我们两国人民的美好意愿，深厚的基础，我们寻求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是一致的。
我希望加拿大的有识之士，加拿大的政治家们，加拿大的各界人民和我们一起努力，促使中加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健康的向前发展的轨道上来。我也同意参议员胡元豹先生讲的，加拿大政府需要重新设计具有战略性的外交政策和中加政策，既考虑到中加两国关系的历史，又面向未来。这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二、圆桌交流讨论
Bruce Wiesner：本次论坛主题是：加中两国如何面对当前的挑战、合作与延续？请各位企业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Wade Larson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超越所有人的预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我们公司业务集中在商业、卫星通讯导航和地球观察三大领域。卫星技术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军事发展开始，到2000年起，卫星通讯发展迅速，全球网络与整个基础设施连成一片。2010年后，使用GPS 芯片越来越广泛，AI 机械学习通过云端运用到空间。中国目前创下第五大卫星发射国，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超越所有人的预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加拿大华为名列加拿大前25名私营企业”
Alykhan Velshi：华为是在中国农村建立起的一个小企业，但发展迅速，目前在170个国家地区运营。加拿大华为企业2018年开始运作，在安大略省有一万多名员工，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主要是和Rogers等公司合作出售手机，加拿大华为名列加拿大前25名私营企业。
目前，加拿大卡在中美地缘政治纠纷中间，中加经贸关系下行。加拿大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起了了不起的作用，我们有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我们希望中加关系尽快恢复正常，所有问题由中加政府共同努力合作解决。实际上，华为受到的影响要比想像的小。我们刚发布的2019年业绩，增长了23%。
顾客对我们还抱有信心，深圳总部并没有陷入混乱，我们的业务和供应链是多元化的。5G最大的增长得益于研发，我们还需要增加投入，我们的顾客还在增加。我们希望政府从技术角度制定政策，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制定政策。我们希望能从两个大国冲突中，寻找机会。
“加中未来要继续合作、面对挑战、延续双赢”
Dr. Andreas Truckenbrodt：氢能和原料电池在清洁能源方面非常重要，加拿大在这方面占有领先地位，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支持创办企业，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中国是加拿大产品技术的主要市场。加中未来要继续合作、面对挑战、延续双赢，1. 合作：中国和加拿大很早就有合资项目，加拿大在中国占有最多的氢和原料电池市场；2. 挑战：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资金和供应链支持，加拿大需要中国供应商提供资源，诸如产料、部件、人才等等。
另外还面临“知识产权”问题，加拿大支持技术转让，保证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但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想拥有专利，愿意付费，愿意买断，加拿大该怎么办？3. 延续：中加两国要坚持现在做的事情，确保两国双赢，在清洁能源方面共同努力。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为加中及其他亚太国家“牵线搭桥”
Jeff Reeves：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使命是加强加拿大和中国，以及与亚洲其他国家合作，为加拿大企业和政府积极拓展中国市场牵线搭桥。通过我们的研究，使加拿大了解中国。比如香港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告诉加拿大的公司，让他们认识到运营的风险和其他方面的风险，设定一些评判风险的标准。对彼此的运营环境、教育环境，包括BC省中小学到大学的课程设置，提供咨询意见。
我们还与中国机构进行合作，寻找业务伙伴，建立网络联系。我们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和智库研究所合作。尽管我们存在政治和观点上的分歧，但这更加凸显对话和交流的意义重大。
Bruce：既然贸易战没有赢家，那么加拿大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会获得什么样的赢与输？
“中美贸易冲突，加拿大短期可以受益，但就中长期而言受损”
Jeff：我们可以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看。我认为，加拿大短期内是有机会的，可以从中受益。从近期的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加拿大同比出口贸易增长了1.2%，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包括芯片和电脑版等；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同比增长了2.2%；根据联合国统计，加拿大的农产品大概有200多亿美元的出口机会。澳大利亚、日本、瑞典和墨西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长期而言，中美贸易冲突会使加拿大和世界经济受损，形成长期受损和短期收益相互抵消。贸易战持续下去，对加拿大的负面影响增大。
2019年，加拿大的GDP预计增长率是1.2%，但是由于目前的贸易冲突，这个数字很难保证，因为贸易战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从而导致经济放缓。从德国，欧洲，加拿大和中国债券市场的数据来看，未来的12个月之内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加拿大，全球经济都会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加拿大短期可以受益，但就中长期而言受损。
“华为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起家的全球性的公司”
问：有一个简单说法，但影响很大，就是说，不要把华为看作是一个中国公司，而是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尤其是5G技术，加拿大目前面临的决策和选择，怎么看？
Alykhan：这已经不是秘密啦！华为是以中国为基础，在170个国家和地区运营，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业务。华为在全球派出了很多驻外机构，公司要求高管人员要着眼于中国，有全球观念。我是华为的一个海外高管，在我们公司内部，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是一个全球化的员工队伍。华为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起家的全球性的公司。
在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华为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全球公司的形象越来越强。我们的技术在ICT领域未来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医学、游戏领域都会有很好的使用，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而且对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5G技术是全球的领导者，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至少要领先10-15个月，会比竞争对手有更大的优势。
“当一个国家经济的价值链往上走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Bruce：请Wade解释一下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大学里的知识产权，技术的转移为什么对中国这么重要？对加拿大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么关键？
Wade：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经济的价值链往上走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早期的美国就被欧洲人批评为偷窃欧洲人的知识产权，只是到20世纪，美国才超越了欧洲，美国的经济成为世界领先。在经济、技术和财富方面，美国就开始在国内和在全世界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张教授也讲到，在中国逐渐从价值链低端的出口产品，转移到价值链高端的产品上，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申请保护就会爆炸性的增长，这是很自然的经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另外，我想指出，地缘政治对小公司影响非常大，我们公司就经受过两次地缘政治造成的冲击。每次几乎都使我们公司面临倒闭的困境。政府的一项政策的好坏，会对经济、对公司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何定义盗窃技术？从发明到应用、市场全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人”
Andreas：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技术转让这么重要？对知识产权有什么影响？对加拿大来说，中国市场很重要，要把中国市场放到加拿大发展的五年规划之中。目前遇到的问题，政府要考虑如何改变？说到偷窃技术，如何定义知识产权和专利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发明之后，把它写下来就是知识产权呢？
在我看来关键是人，发明专利把它写下来，还要有人把专利改变成技术应用起来，还要有需要这种技术的人和市场，这是一个通力合作的过程，这样才能使发明得到应用，得到推广，得到销售，成为市场中的一部，这里面很关键的是人的作用。所以，我说：如何定义盗窃技术？从发明到应用、到市场全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人。
“‘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隔绝政策，正式是造了加拿大传播自己品牌的机会”
Bruce：现在加拿大的很多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如何看待加拿大的品牌？
Alykhan：加拿大品牌很强有力。我们有法律公平的环境，不是只顾自己，也不喜欢从事零和游戏，这些都是我们品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需要改进的是：加拿大的公司能够生产出很多了不起的产品，但我们不仅仅是跟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国家。我们有的时候很自大，我们有的时候很谦虚，我们对这种谦虚感到很自豪。其实，我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示出来。
Jeff：要明确加拿大在亚太地区、在美国、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主张开放的秩序，制定基于价值的政策。在美国采取“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隔绝政策，正是创造了加拿大传播自己品牌的机会。现在，全球化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隔绝，更应该更多地接触进行合作。这也符合我们加拿大本国的价值观。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亚太地区接受加拿大品牌，与亚太的其他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进行合作推广加拿大的品牌，加拿大就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Wade：我不是很乐观。加拿大对外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人们很亲切、乐观、友好，但只是个童子军，没能够创造出苹果公司和Facebook。
“5G的使用决定，依靠的是技术而不是政治”
问：6月2日出版的“NationalPost”报道了华为在帮助加拿大的一些边远地区，建立信息高速系统。但政府却在限制或者设置障碍，这是不是与当年的人头税的做法很相似？我很同意胡参议员的说法，我们要帮助中国发展，希望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的成功对大家都有好处。加拿大，有什么更好的战略来应对目前的现状，避免重蹈覆辙？
Alykhan：5G在加拿大的使用和评估，政府是有相应程序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其程序，我们尊重这样的程序。华为5G的使用决定，依靠的是技术而不是政治。本地一些媒体对华为公司的产品有一个误解，认为我们销售的是低成本、低质量的产品，我们卖的不是T恤，而是高科技的手机和有关的网络。华为公司提供的ICT的解决方案，不仅在大城市之间建立网络和连接，而且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互联互通，华为在中国的公司也是如此。
“加中合作，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当地的企业都很有好处”
问：中美贸易战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对加拿大经济会带来很大影响，但也会带来机会。现在有一些石油公司倒闭，原因就是一些基础设施不够，运输成本增加，导致了它的产品打折出售。那么，加拿大政府有没有可能出台一个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政策，让中国企业参与进来，改善基础设施，改变公司架构，这样对加拿大的石油企业也有好处。政府有没有可能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有利于能源企业重新发展的政策？
Jeff：我完全同意。加中合作，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当地的企业都很有好处。中美贸易战，会为加拿大带来很好的机遇。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使加拿大有机会加入到贸易供给之中，从国家层面、省的层面、政策层面、商业模式的层面寻找合作的机会。
本文分别刊载：高度周刊2019.8.23; 高度见闻2019.8.30